1950年戶縣人民政府全體委員合影

夏蘭秋菊

1950年戶縣人民政府全體委員合影。

夏蘭秋菊

       第二任戶縣縣長張振。

夏蘭秋菊

     陜北來的女干部聶克誠，時任婦女聯(lián)合會主任。上世紀50年代后期，就不見他的身影了。

余下玉店

{:4_271:}

夏蘭秋菊

       張少普，上世紀50年代一個很響亮的名字，戶縣定舟村人。解放前就是戶縣大王棉花合作社的經理，為人磊落，正直不阿。是解放后留用的三人之一。有機會詳細再作介紹。

夏蘭秋菊

      老地下黨員曹文青。解放后他曾長期擔任縣委副書記，從政經歷充滿坎坷，文革中受盡屈辱。他的事跡有機會再介紹。

夏蘭秋菊

    王長啟，陜北南下干部，時任戶縣稅務局長。50年代后期離去。

夏蘭秋菊

      蘆維臺，陜北南下干部，50年代后期離去。其后事跡不詳。

余下玉店

期待樓主的詳細介紹

夏蘭秋菊

     這一位名叫秦錫讓，陜北南下干部，時任戶縣六區(qū)（大王鎮(zhèn)）區(qū)委書記。是一位悲劇人物。

    秦錫讓的故事在拙作《農情忠言錄》中有較為詳細地描述，現(xiàn)擇發(fā)如下：

    1957年從8月21日到25日，陜西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預備會在西安召開。分組學習毛澤東主席《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反擊右派分子的謬論。

    8月23日，關中地區(qū)代表組繼續(xù)批判韓兆鶚。第三組有一位代表的發(fā)言引起了軒然大波。這位代表說：

    1951年，戶縣有個區(qū)委書記秦錫讓，因為本區(qū)民兵送土匪時擊斃了土匪而犯了錯誤，這案子報省時，韓兆鶚堅持處死秦錫讓（以后判刑十年去年提前釋放），但是對于及時殲滅戶縣的反革命武裝暴亂，韓卻反對，認為是“小題大做”。從這兩件事上就可以看出，韓兆鶚是恨誰愛誰了。
    這位代表所說的案件是解放初發(fā)生在戶縣的一件很復雜的案件。

    1950年10月5日，戶縣的六鄉(xiāng)（現(xiàn)定舟村）群眾將近300多人，群情激奮地趕到大王鎮(zhèn)，一些人還手拿棍棒，大喊大罵，沖進區(qū)政府，要打區(qū)委書記，幸好縣公安局局長任志高、縣法院刑事審判員趙葆華及時趕到，經二人多方慰解，做工作，群眾才陸續(xù)散去。不是任、趙二人及時化解，必將釀成一場極大的事件。

    此后，陜西省人民委員會接到戶縣永定區(qū)六鄉(xiāng)農會主任及群眾代表等23人聯(lián)名控告區(qū)委書記秦錫讓的控告信，全文如下：

    事由：

    為假公濟私、縱特害人，違犯紀律，懇祈明察，撤職押辦，以明真相而安人心事。

    查本區(qū)區(qū)委書記秦錫讓，任事以來，不以服務人民為前提，專以弄錢為主要工作。僅將違反政策條陳于后：

    一、查五鄉(xiāng)鄉(xiāng)長劉志謙、該鄉(xiāng)民兵王有誠、王秉行等，于八月二十日（指農歷——筆者注）晚，將我村趙元珍私自拉去。我鄉(xiāng)政府、農會及民兵并不知曉。我鄉(xiāng)長陳生德聞訊趕至該鄉(xiāng)，鄉(xiāng)長劉志謙、該鄉(xiāng)民兵王有成、王秉行等意欲私行吊拷，經我鄉(xiāng)長陳生德質問私逮元珍情由，該鄉(xiāng)長含混答復，我鄉(xiāng)長堅為阻止，共同送到區(qū)府。后由秦錫讓詢問。陳生德提出元珍由五鄉(xiāng)逮捕情形，“民眾提出意見，要我回鄉(xiāng)答復”。區(qū)委書記秦錫讓竟認伊令五鄉(xiāng)所逮。陳生德以干部地位，不便質問。按元珍是我鄉(xiāng)居民，應通知我鄉(xiāng)將元珍送到區(qū)府，何以要五鄉(xiāng)民兵來逮？顯系互相勾結，謀害元珍。

    二、秦錫讓與五鄉(xiāng)鄉(xiāng)長劉志謙、民兵王有誠、王秉行等，將元珍帶到區(qū)所，竟敢私行吊拷，虛打成招。廿一日我鄉(xiāng)農會到區(qū)府詢問元珍逮捕情形,秦錫讓說:元珍事屬搶劫嫌疑,并無其他。(按馱子被搶之時,元珍在家，此事村民與鄉(xiāng)政府負責人皆可為證。)經農會提出意見，請求區(qū)府與馱子到我村挨戶搜查，認識匪人，秦錫讓毫不理睬。

    三、秦錫讓違犯紀律，私販煙土，伊兄由陜北帶來，在大王鎮(zhèn)銷售，又托五鄉(xiāng)民兵銷售鄉(xiāng)間（一次在我村銷售煙土，被我鄉(xiāng)民兵繳械，槍支現(xiàn)存我鄉(xiāng)）。因此故與五鄉(xiāng)民兵平日交情甚厚，民兵中有王有誠、王秉行兄弟，與元珍有仇在先，向秦錫讓行賄，要求陷害元珍。秦錫讓受錢心黑，搶劫案件未實，不經上級批準，予廿三日私自將元珍暗殺。

    四、王有誠之兄王秉權系偽政府中央軍校畢業(yè)，顯系匪特，又在解放前擔任偽陜保二旅政治主任。此輩之人，我政府應特別注意防范，竟然能在區(qū)府朝出暮為，與秦錫讓商議，陷害元珍，顯然受賄無疑。

    五、查元珍在解放時武裝起義立功，政府寬大政策，許多慣匪都在爭取改造之列，而元珍僅以嫌疑槍斃，不受賄賂，秦錫讓絕不會做出這樣違背政策的事情。又鄉(xiāng)農會向區(qū)府要求?；卦洌劐a讓說：過去政策寬大，現(xiàn)在窄小。

    六、元珍被害后，我鄉(xiāng)群眾赴區(qū)府質問，秦錫讓聲色俱厲，威嚇鄉(xiāng)農會，又問答時，因民意沸騰，區(qū)府一干部厲聲斥我鄉(xiāng)群眾，說：“第六鄉(xiāng)愿意聽話者在此，不然即速滾蛋！”試問此種行為，能算是群眾路線嗎？秦錫讓這樣作風，做事可想而知。

    以上各節(jié)，就秦錫讓最（罪）大而舉，非筆墨所能寫盡，惟有請求將秦錫讓及五鄉(xiāng)長劉志謙、民兵王有誠、王秉行等，先行管押，再為徹查，真相不難自明，以符群眾之望。

    僅呈

    陜西省委會

    戶縣永定區(qū)第六鄉(xiāng)
    農會主任（姓名略）
    行政主任（姓名略）
    村長（姓名略）

    村民廿人（姓名略）

    公元一九五零年八月二十九日（疑為農歷之誤——筆者注）

    看了上邊的控告信，讀者不難看出，秦錫讓涉及一起嚴重的命案。所說的秦錫讓是陜北老區(qū)來的一名工農干部，時任戶縣第六區(qū)（又名永定區(qū)，現(xiàn)大王鎮(zhèn)）區(qū)委書記。他工作認真負責，但由于文化程度低，參加革命工作時間不長，政策水平不高，對解放初戶縣大王鎮(zhèn)一帶的復雜情況重視不夠，導致在處理一起搶劫案件時出現(xiàn)了重大失誤。

    戶縣大王鎮(zhèn)以北的渭河灘一帶，是解放前有名的亦氓亦匪組織“白帶之會”活動最猖獗的地方，這個組織是在1935年前后，經土匪頭子劉成召集拉攏一些不良青年組成，以“頭包白手巾”、“扎白腿帶”為標志。起初，是在戲臺底下從看戲的人群中，摘人眼鏡、帽子、手巾等，作些惡作劇，甚或打架斗毆、無端滋事；后又聚眾搭伙，在地里偷人的莊稼，橫吃大喝。最后形成了股匪，開始持槍搶劫，殺人掠財，成為縣北一大惡患。

    解放初，新成立的人民政權，即廣泛組織民兵，對土匪進行清剿，1949年的10月，永定區(qū)五鄉(xiāng)（龍臺坊）民兵就一舉擊斃了慣匪張黑子，受到了政府的表彰。從此匪跡漸少，但仍偶有土匪搶人事件發(fā)生。

    1950年9月8日下午，有興平縣多馬區(qū)販糧食的“馱子客”（指用驢子馱糧食長途販運的糧食販子）名叫薛忠發(fā)的，在由大王鎮(zhèn)返回途中，行至渭河南岸灘中，被一匪徒持槍攔住，搶去人民幣16.75萬元（指舊幣——筆者注）。后匪徒轉身向永定區(qū)五鄉(xiāng)（龍臺坊）方向逃竄，薛馱子隨其后緊盯不舍，匪徒發(fā)現(xiàn)后又折向六鄉(xiāng)（定舟村）方向逃去。薛馱子即向五鄉(xiāng)民兵求助，五鄉(xiāng)民兵數(shù)人即隨薛向西緊追，等追到定舟村頭，已不見了匪徒蹤跡，民兵們和薛馱子只得返回。本來，此事如不再追究的話，到此也就為止了，偏偏五鄉(xiāng)的民兵受去年剿匪立功的影響，抓匪心切，而且懷疑這個匪徒就是定舟村的趙元珍，于是就向永定區(qū)區(qū)委書記秦錫讓匯報，秦錫讓未加詳細了解，且未向六鄉(xiāng)通知，便叫五鄉(xiāng)民兵于1950年10月1日建國一周年時，到六鄉(xiāng)把趙元珍抓到了區(qū)政府。

    被抓的趙元珍，時年40歲，卻是一個有著十分復雜的政治背景和歷史的人物，他年輕時就參加了以慣匪劉成為首的匪組織“白帶子會”，臨解放時據(jù)說也有搶人的劣跡。解放后，趙元珍曾參加我人民解放軍第五支隊，擔任通訊班長，后回鄉(xiāng)生產。重要的一點是，他是赫赫有名的趙壽山將軍的侄子。

    趙壽山，原名生齡，字杜亭，他恰和韓兆鶚是同鄉(xiāng)，戶縣六區(qū)定舟村人。他“是楊虎城將軍的老部下，著名的愛國將領。他在西安事變中，為迫使蔣介石聯(lián)共抗日起了積極作用?？箲?zhàn)爆發(fā)后，他率部北上，與士兵同甘共苦，浴血奮戰(zhàn)，英勇殺敵。他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種種脅迫，立場堅定，機智勇敢，深謀遠慮，巧作周旋，終于化險為夷。他順乎革命潮流，不斷追求進步，與我黨的同志接觸交往，主動為黨工作。他所屬的三十八軍，經過教育、改造，由一支國民黨的部隊轉變成為一支革命的部隊，受到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贊揚，他自己也由一個愛國主義者轉變成為共產主義者。后來，他在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zhàn)軍副司令員和青海、陜西省省長以及人大常委會委員等職務中，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yè)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作了許多有益的工作”（習仲勛語）。此時的趙壽山，正在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任上。趙壽山將軍在外與敵奮爭的時候，趙元珍曾為他看家護院。

    在將趙元珍抓到區(qū)政府后，在秦錫讓的主持下，對趙繩捆吊拷，嚴刑逼供、追要槍支。并叫薛馱子來認人，薛卻說不是這個人，趙元珍也始終未承認自己曾搶過薛馱子，但秦錫讓卻不加分析，仍然對趙嚴刑逼問，追要槍支。在熬刑不過的情況下，趙元珍胡招亂認將槍給了趙壽山將軍的外甥張芳，秦錫讓不分青紅皂白，也將張芳抓來，仍然用刑逼供，捆了幾繩，還說要槍斃張芳，仍然沒有結果。又牽扯出了村民楊志耀，也是不加分析研究，就將人抓來，捆了幾繩，但始終沒有結果。

    10月4日晚，在經過連續(xù)幾天的審訊，一再逼供無效的情況下，秦錫讓主持開會研究，決定用威嚇的辦法，給趙元珍說：如再不說實話，再不繳槍，就拉去叫五鄉(xiāng)民兵處理。于是派靳景生（公安助理員）、高秉德（文教助理員）、張維新（建設助理員）、郭云（區(qū)秘書）四人，拉著趙元珍出大王鎮(zhèn)向五鄉(xiāng)走去。

    公安助理員靳景生因怕趙元珍將來報復，便存心借此機會將趙處死，回頭請示秦錫讓，在秦明確表示不能的情況下，仍私自叫來五鄉(xiāng)民兵王秉行等人同行。在他們商量仍要處死趙元珍但郭云明確表示反對的情況下，民兵王秉行已一槍將趙元珍打倒。見趙元珍已死，幾人便將尸體抬到一野廟（龍王廟）中，訂立攻守同盟，說是趙在押送的途中企圖逃跑被追擊打死。秦錫讓在聽取干部匯報后，明知內有蹊蹺，卻和干部捏造趙元珍的假口供，蓋假指印，企圖瞞哄上級。并在半夜給縣政府匯報，說是趙匪逃跑開槍斃命。

    五鄉(xiāng)民兵王秉行為什么急于將趙元珍打死呢？這又牽扯著一樁個人歷史恩怨——解放前的一樁命案。

    1940年11月，大王鎮(zhèn)龍西村鄉(xiāng)紳王志皋，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突被兩男子攔住去路。這兩男子二話不說，掏出手搶就向王志皋連發(fā)幾槍，王急忙躲閃，但還是被擊中倒地。被人救回家經搶救無效死亡。舊政府將疑犯趙元珍及疑為指使者的陳某抓獲，但二人均堅不承認，加之并無實證，官司打了三年多，此案終以“查無實據(jù)”而將陳、趙二人釋放。從此王家與趙元珍結下了宿仇。而這次擊斃趙元珍的民兵王秉行正是王志皋的兒子。

    趙元珍被打死的消息在六鄉(xiāng)（定舟村）傳開以后，立即引起軒然大波。人們對趙元珍未經審訊明白，即將其槍斃，十分氣憤，加之有些人繪聲繪色的夸大其詞，更引起群眾的氣憤和不平。如有人說：

    趙元珍死得可憐，叫人家把眼挖了，把舌頭拔了，把下身（指生殖器）割了，簡直把人碎取了。哪里害人有害的這樣毒！……

    一些村干部也激憤地說：

    咱村倒了村規(guī)，五鄉(xiāng)民兵就隨便將咱村（定舟村）人拉到宋村（五鄉(xiāng)管）一個野廟里，既不是區(qū)政府，又不是鄉(xiāng)政府，又無區(qū)上人跟。這樣定舟村小伙子就不敢出門了。在國民黨時說咱村是紅軍，解放了，共產黨來了，區(qū)上秦書記又說咱村是土匪窩子。趙元珍被逮走后，農會上去保，秦書記竟說“不是趙元珍來，在你村另找一個土匪，換趙元珍來！”……秦錫讓歷史行為不正，把趙元珍害死……，真?zhèn)€是無故欺負咱定舟村呢！這還不告，能擺上??？

    有的村干部說：

    秦書記他把事做錯了，他行的不是毛主席的政策，他不是毛主席的干部……。

    在激憤的情緒下村民和村干部互相串聯(lián)、開會，決定以全村村民的名義上告。趙壽山將軍的五弟趙夢九，親自到西安省政府，找時任省政府副主席的韓兆鶚，反映情況；幾百村民帶著激憤的情緒，趕至永定區(qū)政府，遂發(fā)生了上述的群眾沖擊事件。

    縣公安局任志高、縣法院趙葆華作了大量的工作，先后在大王鎮(zhèn)和定舟村分別召開了群眾大會，宣傳政府法令、政策，安撫群眾，緩和情緒。又召開干部會議，個別談話，了解情況，幾個當事人雖語言矛盾，但仍然堅持說是趙元珍因逃跑遭槍擊斃命。接著，縣上又派法院李承德院長、公安局偵察股段家信股長到區(qū)上作進一步的了解。經過七、八天在干部、群眾中多方調查，初步了解出確系區(qū)干部刑訊逼供，有意將人打死，但當事人仍不承認。

    韓兆鶚副主席在知悉他的家鄉(xiāng)發(fā)生了這樣重大的事件之后，十分重視，當即派出高、白二同志到縣，配合縣監(jiān)委主任王克溫、縣委組織部長曹文青等共同進行調查了解，最后當事人靳景生終于承認了刑訊逼供和有意打死人的事實，真相大白。1950年11月2日，永定區(qū)區(qū)委書記秦錫讓、公安助理員靳景生、民兵王秉行、五鄉(xiāng)黨支部書記劉志謙、五鄉(xiāng)民兵連長王秉常均被拘捕。

    在獄中的秦錫讓寫出了一份檢討，全文如下：

    自我檢討於被死貫（慣）匪事實經過材料如下

    十多年的貫（慣）匪真殘刃（忍），解放后又搶人，死后還要害好人。該倒糟（霉）事情遇上對力（立）人。

    重病就在頭部上，腦子不能多思想。一貫以來責任（心）強，不知上級怎樣分析辦。

    不分責任輕與重，關起干部一連串，好像造成運動來懲辦。

    我受寒，心里難，於（遇）事詳情向上反（映）。

    怨上級剿匪任務是給的，并沒叫我那樣作；怨下級者（真）是的，下級不根據(jù)計劃作，領導是否該坐禁閉室？

    唯（為）人不張（長）前后眼，我并不是諸（葛）孔明。

    經常不跟干部捉手把嘴暗（此句不知何意），我想來想去真難常（場）。

    捕匪經過：

    我至（自）到永定一年多，所了解到貫（慣）匪趙元珍，給我腦子里壞應（?。╉懀ㄏ螅?。

    正遇灘里被劫案，同志們來把材料反（映）。

    這些都是可靠人，說話也不得不相信。

    但是隨（雖）之不可靠，也夠資格把他（指趙元珍）捕。

    他們籍口這樣說：解放時期他有功。

    并無功！參加支隊剛幾天，有人反映他還搶人。

    離開支隊不多時，此地又有被搶案。

    調查研究準備把他捕，

    他逃跑多時不在家。

    后來爭取傳說與他講寬大，

    自行投案把他關。

    解放后沒搶人，為什么逃跑？

    郭云到底不同意，民兵就有殺父（之仇），有人負責正想打。

    明知故犯哄組織：

    為了黨與人民自己不受損失把組織哄，當晚不報告不的（得）成。

    報告一根線上機子多，只的（得）就把組織哄。

    第二天匪犯親族同情匪上了區(qū)府的門，不哄當時就是弄不成。

    人有病，更加重。

    支持環(huán)境把工作近（盡），

    善風善雨對付過（去）免受損失才安心。

    到縣杜書記（指縣委書記杜聿韶）和調查同志把我問，

    那時不老實有偏向。

    哄了如今總哄了，

    偏（騙）干部不偏（騙）土匪。

    自己就是不想問題保養(yǎng)病，但是他們四人出去做的一般情況我也沒問，

    誰問我也沒話說，

    一同（到）縣上才搞清。

    就是這樣情況下把組織哄，

    上級詳查分析予以適當處分是會誠懇接受的。

    以后工作中給了十二分的警惕注意。……

    從秦錫讓的檢討來看，他是有一肚子的委屈的，但他終于在1951年11月被法院以“違法亂紀罪”判刑十年，其他相關人員也被判處不等的徒刑。

    令人遺憾的是，這個案件卻牽扯出另外兩個與此案毫不相干的人，竟被誤判了死刑。一個名叫孫繩武，解放前曾任敵軍副團長、聯(lián)保主任等，1949年5月我軍解放關中時，在本縣起義入伍，曾任我人民解放軍縣游擊支隊副隊長，被控“策謀槍殺趙元珍”及歷史上的罪惡而拘捕；另一個名叫王秉權，是槍斃趙元珍的民兵王秉行的哥哥，解放前曾任國民黨軍隊上尉副官、少校團副、隊長、指導員、中校旅政工室主任及師政工室副主任等職。1950年1月四川通江縣解放時，起義歸正，回家務農。被控“指使其弟王有成、王秉行乘機破壞我政令，實行個人報復”而拘捕。后二人均被結合歷史上的罪惡處以死刑。這二人一直到1986年才根據(jù)中央對起義人員“既往不咎”的精神，以及謀殺趙元珍查無實據(jù)得到了平反糾正。

    秦錫讓等人在服刑期間，申訴不斷，陜西人民法院1952年2月判決“維持原判”；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西北分院1953年1月判決仍“維持原判”。一直到1966年的3月，才有了新的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下達了1966年刑字第三號裁定書，摘要如下：

    雖然他們擅自殺人的作法有錯誤，但這是反霸肅匪的群眾運動的過火行為，是干部群眾對壞人采取的偏激措施。根本不構成犯罪，因此原來對秦錫讓、王秉行等五人逮捕判刑都是錯誤的，應予糾正……

    長達16年的這一案件是在十分復雜的政治背景和歷史背景下發(fā)生的，案件本身也十分錯綜復雜，韓兆鶚當時身任省政府副主席，對發(fā)生在家鄉(xiāng)的這一涉及青海省主席侄子的案件，自然是十分重視，在處理過程中，對干部不認真執(zhí)行政策曾表示十分不滿和氣憤，私下說些過頭話也有可能，但我們處理刑事案件從來都是有嚴格規(guī)定的，都是要按照一定程序集體進行研究決定的，我們不能把處理案件過程中的不同意見隨意上綱上線，更不能公開指責。人大預備會上這樣就這一案的個人意見進行指責，實在是開了一個惡劣的先例。特別是由此得出韓兆鶚“愛誰”、“恨誰”的結論，則純是陷人于罪了。但是此時的韓兆鶚已沒有任何辯解的余地了，他只能以沉默來回答，不作任何辯解。

    秦錫讓在案件反過來以后，曾任戶縣物資局副局長，因在獄中身體受到很大摧殘，一直多病，70年代后期去世，其女兒秦建英原在縣物資局工作，現(xiàn)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