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千年來,人們普遍認為人類是歷史中唯一值得關注的對象,也是推動歷史發(fā)展的唯一動力。但從生態(tài)學的角度來說,這卻只是一種傲慢的人類中心觀:像任何其他生命形式一樣,人類只不過是地球生物圈中的一個成員,與動植物、微生物一樣受到整個生態(tài)網(wǎng)絡的支持和制約。在科技發(fā)達的現(xiàn)代社會已然,在古代社會更是如此。這種視角的轉換使得燈光第一次照到歷史舞臺上人類以外的諸多角色,例如《瘟疫與人》中所討論的,傳染病對歷史也有著深遠影響。
+ B, |9 n- M6 W2 z6 D9 p
任何人要在地球表面任何一處生活,必然都得適應當?shù)氐纳鷳B(tài)環(huán)境,這點在農耕文明出現(xiàn)之后變得尤為關鍵。農耕定居是人類歷史的一個重大進展,技術和人口都飛速進步,但正如后來人們取得的任何進展一樣,它也伴隨著一個“但是”——— 人類從此更易于受嚴重疾病的侵襲。定居使得垃圾和糞便的處理變得困難,與家畜的密切接觸加大了人被五花八門的細菌寄生的可能性,而人口的密集又使得疾病更容易在人群中傳播。歷史上人類的主要殺手如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結核、瘧疾、瘟疫、麻疹、霍亂、禽流感等,都是由動物疾病演化而來的傳染病,隨后迅速在密集人群中暴發(fā)。直到現(xiàn)代公共衛(wèi)生醫(yī)學創(chuàng)立,人類長期都沒有擺脫這個老問題的反復困擾。 2 w# @" @( U4 |. M
黑格爾有一句名言:北溫帶是人類歷史真正的舞臺。這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正是因為溫帶的生態(tài)平衡容易被人類破壞和控制,麥克尼爾說得對,至今“生態(tài)平衡易受人類擺布的脆弱性仍是熱帶以外地區(qū)的永恒特征”。可能這也就是為什么人類雖然起源于非洲,但所有偉大的文明幾乎都不處在熱帶地區(qū),因為在那里人類社區(qū)首先就將遇到許多難以克服的熱帶疾病——— 長期以來這一直令人談虎色變。
q0 @, m4 w6 `( x" j; X) ^
這對歷史的影響十分深遠。有一種觀點認為,正由于傳播昏睡癥疫病的采采蠅在西非肆虐,使得當?shù)夭豢赡苌扇魏畏饨ㄖ髁x制度,這種蒼蠅會攻擊馬匹,并使人無法定居生活,這種情況下無法形成騎士階層。而印度在長達三千年的歷史上之所以能有效重創(chuàng)來自西北境外的入侵軍隊,常常也只是因為當?shù)氐臒釒Ъ膊⊥呓饬巳肭终叩牧α俊V钡浇?,印度仍是英國總督的墳場:?796年至1820年期間,總計有英國1444名軍官到印度上任,卻只有201名平安歸國。甚至正是因為印度在主要文明中熱帶疾病最猖獗,所以才產生了一系列“必然的伴生現(xiàn)象”:較少的物質剩余、脆弱的國家結構和來世主義的禁欲理念。
, h7 ^: K T9 D9 `- e5 C
在地理大發(fā)現(xiàn)時代的美洲,被疾病瓦解的則不是入侵者的力量,相反是抵抗者。自麥克尼爾在本書提出這一見解以來,學界已達成這一共識:西班牙人之所以能以極少數(shù)人征服美洲,很大程度上乃是因為印第安人無法抵御入侵者攜帶的傳染病而大批死去,而這又瓦解了幸存者的斗志。《生態(tài)擴張主義》一書又發(fā)展了這一觀點,更系統(tǒng)地解釋了這樣一個現(xiàn)象:為何歐洲裔白人在南北美洲取代、消滅、征服了當?shù)赝林诜侵?,他們除了南非的少量白人之外,幾乎沒有定居成功過。答案很簡單:美洲土著的免疫系統(tǒng)無法抵抗歐洲人的疾病,歐洲的動植物在美洲也能順利生長,但這兩點在非洲都不存在。僅僅瘧疾和熱帶疾病這一因素,就基本上挫敗了所有歐洲人想在熱帶非洲和新幾內亞低地定居的企圖。
- @6 @& i% x ^: |( @' n
歐洲人的地理大發(fā)現(xiàn)和蒙古騎兵征服歐亞大陸一樣,在使得世界第一次實現(xiàn)“全球化”的同時,也使疫病傳播變得全球化了,大航海不僅造就了歐洲人的霸權,也編織成一張全球疫病網(wǎng)絡。沒有傳播,任何瘟疫都只能是地方性的。這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另一面:一個使文化、貿易、政治得以統(tǒng)一的交通圈,也正是一個疾病圈,疫情傳播的模式常常與這個區(qū)域內人口流動和商品交流同步進行。而軍隊作為一種特殊的移動人口,也常常成為瘟疫傳播的重要因素。曹樹基在《鼠疫:戰(zhàn)爭與和平》中證實,戰(zhàn)爭的直接后果就是引發(fā)人口流動,而軍人的密集共處常使得軍隊途經或駐扎處成為鼠疫流行的起點。因而古代在大軍過后,常常不僅是武器造成的破壞,更多的還有瘟疫傳播留下的累累尸骨。
# m8 _, A7 T! S+ J( C2 H. @0 J/ S
與現(xiàn)代相反,在所有文明社會的早期歷史上,城市都更容易受到傳染病的威脅。原因很簡單:幾乎所有前現(xiàn)代城市都非常骯臟,惡劣的衛(wèi)生環(huán)境極容易滋生傳染病,而城市的人群接觸又遠比鄉(xiāng)村頻繁復雜,使疾病傳播能迅速蔓延。西歐城市中彌漫的惡臭要等1775年抽水馬桶發(fā)明后才逐漸好轉,但即使如此,19世紀英國一些工人貧民窟的衛(wèi)生狀況仍是令人作嘔的。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曾說,近代作家筆下適宜治療結核病的旅行地點各異,但都有一個共同點:離棄城市。從當時生態(tài)史的角度來看,這一點實在不難理解。 3 N, ]& v/ V$ n
直到18世紀后,現(xiàn)代醫(yī)學才逐漸開始“馴服”流行病。這確實是世界歷史的關鍵轉折點之一,以往瘟疫常常成為人們強化宗教信仰的理由(因為疾病被認為是“天譴”),而對傳染病的控制使得人們放松了對身體的控制,一如本書所言,“由此,真正的進步出現(xiàn)了:那種認為人類的智力和技巧不僅可在機械方面,而且也可在健康方面改善生活的想法,變得越來越合理了”。同時,城市第一次能不依賴農村移民而能自我維持人口規(guī)模,城市變得從未如此干凈——— 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清潔過度的城市環(huán)境又導致人們免疫能力下降,同時全球交流愈加頻繁,以至于現(xiàn)代人反倒更容易受到史無前例的流行病的威脅,一次SARS或禽流感就能使全球為之緊張。 * b2 U- i+ ^6 {2 `
《瘟疫與人》筆調流暢,視角獨特,無怪麥克尼爾自稱這是他最受歡迎的著作。但如果以為這只是“趣味歷史”,那就不免寶山空回了。它事實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問題,鼓勵人們從全新的視角去審視人類歷史,《病菌、槍炮與鋼鐵》等著作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它啟發(fā),其影響所及,使醫(yī)學史、衛(wèi)生與現(xiàn)代性等課題如今已成學界的新領域。 ; y, o; _% R/ }: k8 g+ C
作為一個中國讀者,當然最容易對本書中涉及中國史的部分感到遺憾。中國史顯然并非他最熟悉的領域,雖然他談到了天花及種痘在歐洲的歷史和重大影響,卻沒有談到清朝的著名案例:康熙皇帝之所以能登上皇位,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幼年在天花疾病中幸存。對于中國歷史上瘴癘阻礙中原政治、文化力量向南拓展時所起的作用,以及瘟疫引發(fā)的謠言心理、政府職能和權威通過疾病控制過程得到擴張(古代政府基本不承擔公共衛(wèi)生職能),他也都幾乎未予觸及。此外,他屢次強調醫(yī)療技術改進是控制傳染病的關鍵,但卻并未意識到環(huán)境的變遷有時能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例如,云南瘴癘區(qū)域的縮小是開礦、冶煉、開墾、運輸?shù)纫幌盗幸蛩刈饔玫慕Y果,最終使?jié)h人移民更好地適應了云南的生活,而這并不只是因為醫(yī)療手段有何飛速改進。說到底,環(huán)境變遷與社會變遷是緊密相連的一體兩面。 " Q! j5 A1 V, `; s* S
兩個世界的相遇 % Y8 Y8 P2 x9 p+ ?) k
某個清晨,不知從哪里冒出來一群昆蟲似的外星人。他們來歷不明,無法溝通,而且充滿敵意,有著奇怪的外表和強大的攻擊性武器,短短兩周之內就將人類軍隊打得落花流水,整個社會和政治制度都迅速走向崩潰,幸存者淪為奴隸。正在瀕臨絕境之際,這些外星人卻紛紛倒地而亡——— 原來他們是在火星的無菌環(huán)境中進化出來的,完全缺乏對細菌的免疫能力,對他們而言,地球上的細菌便是最強大的生物武器。
. H6 {! o H8 l5 X4 ]1 v8 g
這個故事情節(jié)出自H·G·威爾斯1898年的科幻小說《火星人入侵》,雖然這個著名橋段被設置在未來,不過歷史上并非沒有先例——— 只不過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其結果是倒過來的:五百年前的地理大發(fā)現(xiàn)時代,一小群西班牙人入侵中美洲的阿茲特克帝國,當?shù)赝林鵁o法抵御西班牙人所攜帶的病菌,死亡率驚人,而幸存者則屈服于西班牙人的霸權之下。 4 D! c5 j3 @* C
盡管現(xiàn)在公認病菌是當時新舊兩個世界相遇時一個無法忽視的決定性因素,但在四十多年前,學術界卻仍未嚴肅地看待這個觀點??肆_斯比的《哥倫布大交換》率先從這一角度來解釋那一時期的世界史,進而指出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的重大結果之一是:舊大陸和新大陸的病菌、植物品種都交流互換,極大地影響了此后的世界歷史。這一視角與傳統(tǒng)史學觀念大異其趣,他當然不免也受到先知常有的被人誤解和冷遇。此書輾轉延宕幾年后,到1972年才終于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并受到如潮的批評,另有些甚至不屑一顧懶得評論——— 但事實證明,這是一本堪稱經典的著作。
9 r% A1 X: p1 T( C
《哥倫布大交換》寫得流暢易懂,并不代表它的觀點不值得認真對待,因為誰也無法否認(并且得到越來越多的證實)的一個事實是:西方興起后,白人后裔之所以能成功地殖民美洲,而在非洲和熱帶亞洲卻幾乎完全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他們能適應美洲的環(huán)境,相反,熱帶疾病卻使非洲大陸成為“白人的墳墓”。 6 V4 [4 q3 y/ S( n/ V: U1 w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因印第安人容易感染疾病,在種植園和礦山勞動壽命常常不到一年,他們被白人視為“差勁的”奴隸,而非洲黑人卻具備抵抗這些疾病的強健體格和種植、采礦的知識,因而適應在新大陸從事強迫勞動,這反倒成了黑人悲慘命運的禍根——— 數(shù)百萬黑人被販運為奴送往美洲。用本書中的話說,當時的大交流,使得大西洋兩岸出現(xiàn)了兩個美洲和兩個非洲——— 美洲和非洲的食物和文化,都相互輸入對岸。
9 [6 f. X2 Q% s7 P+ N
新舊兩個世界的相遇,不妨看作是兩個巨大而相對封閉系統(tǒng)的交匯——— 就像一條運河鑿通兩個湖泊之后,必然使生活在其中的不同魚群相互游動。開放可以帶來積極后果,但如果兩者差別懸殊,那么首先帶來的或許是滅頂之災。復活節(jié)島在病菌打擊下的悲慘命運,就是典型縮影。
: _. a: q* t9 Q" @# W
說到底,人和任何生物一樣,許多能力都是適應特定環(huán)境的產物,一旦遇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huán)境,很可能迅速崩潰——— 就像我們在地球上習慣了呼吸氧氣,到一個沒有氧氣的外星空間,幾秒鐘內就會喪命。本書中所提出的病菌傳播和免疫能力進化的問題,只是其中一個縮影和隱喻,事實上人類歷史上充滿了這種兩個巨大而陌生的系統(tǒng)相遇時的危機、調適再到平衡的過程。
6 P9 `$ A9 g o) v1 a9 v# J: q
被歐洲白人攜帶到美洲的病菌,其最突出的、也是決定性的一個特點是:它和白人宿主已經完全相互適應,也不會傷害宿主,但對缺乏免疫能力的美洲印第安人來說它卻是致命的。這就像現(xiàn)在人們已漸漸熟悉的生物入侵:小龍蝦、一枝黃、美洲白蛾在原產地都很普通,但它們被引進到中國后,卻在一個缺乏天敵的環(huán)境下到處繁殖蔓延,破壞生態(tài)平衡;而中國人喜歡吃的大閘蟹,隨著船只“偷渡”到英國后,也稱霸河道,變成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頭痛難題。從生態(tài)平衡的角度來說,任何一種看來可怕的病菌或入侵生物,它在原產地都必定有克制它的天敵。在原產地,各種生物之間構成一種相互制約的平衡機制,而到了一個沒有這一機制的新環(huán)境中,即便一種看來溫和無害的生物都可能出現(xiàn)爆發(fā)式增長,給當?shù)貛須缧杂绊憽?想想看,當年連兔子都能在澳大利亞泛濫成災。
, f# a R6 ?! ?( M5 _+ x( u) X
地理大發(fā)現(xiàn)時代新舊大陸的相遇,肯定是迄今為止歷史上最大規(guī)模的兩個巨系統(tǒng)之間的交匯,而其中最積極的后果之一就是玉米、南瓜、西紅柿、馬鈴薯、番薯、花生等美洲糧食作物輸入舊世界。它不但極大地改變了歐洲人的餐桌,也養(yǎng)活了更多人,因為馬鈴薯的單位畝產通常超過任何其他作物,其結果使它成為了窮人的保命食物。從愛爾蘭、東歐、俄國,直到中國,這些美洲食物都使人口增長有了基礎性保障。何炳棣曾雄辯地證明,正是由于美洲糧食作物的傳入,從明末清初起,福建、廣東、漢江流域等原本不適合種植糧食的山區(qū)都被開墾出來(因為番薯和玉米不挑剔田地),為人口大增奠定了基礎--當然,它也帶來一個消極后果,即當?shù)厮亮魇У募觿?。在南部非洲,木薯和玉米革命性地改變了食物生產形勢,立刻引起人口增加,并進而在許多地方導致國家級政治制度的興起,因為人們已有足夠多剩余食物來供養(yǎng)統(tǒng)治階級。
- H/ e1 k# Z |8 G1 \
兩個世界的相遇,也許由悲劇開始,但最終還是能以喜劇告終。當一個新的動態(tài)平衡達成,最終我們所有人都獲得了一個更多元的環(huán)境。只要肌體健康,病菌和入侵的外來生物終將在一個新環(huán)境下走向穩(wěn)定狀態(tài),去除危害,更多的畢竟是開放交流帶來的益處——— 其實國家間政治又何嘗不是如此:當一個封閉的國家走向開放,它對外界涌入的許多新事物、新觀念也是缺乏免疫能力的。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說“打開窗戶,讓戶外的空氣進來,但是,很多的細菌也會進來的”,這就是一個明顯的生物學隱喻,如他所言,“這沒有什么可怕”,因為一個最強健的系統(tǒng)就是不斷達到動態(tài)平衡的開放系統(tǒng)。 , S7 ?" g) L1 Q$ | p! Y# ~; d, f.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