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風浩蕩舊時畫心事渾茫今日書——《絕秦書》散論 - 秦嶺信息港

八月中旬，《絕秦書》在西安首發(fā)時，我正在渭南大荔縣探親?！督^秦書》寫的是關(guān)中平原的西府，扶風縣絳帳鎮(zhèn)。我的祖籍則在關(guān)中東府的大荔，屬古馮翊，也稱同州。大荔北面就是韓城，司馬遷故鄉(xiāng)也。八月十五日，從大荔北行，酷暑中拜謁太史公。太史公的祠和墓，在韓城市區(qū)南十余公里的芝川鎮(zhèn)臨近黃河的塬上。從太史祠東望，黃河依稀可見。塬下平川里，涺水河兩岸，有一望無際碧綠荷葉。山腳下正建造巨型白色群雕，題材是太史公和《史記》里主要角色。從韓城返回西安車上，默念太史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覺得這千古名訓，是人文著述者包括小說家應追求的最高境界。起初拿不定主意如何評議《絕情書》，現(xiàn)在有了切入路徑和尺度。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司馬遷未說如何生，卻談到死：“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边@兩者大體上就是中國死亡哲學的經(jīng)典表達。史書上關(guān)于饑荒死人的記載汗牛充棟，人相食的慘劇不絕于書，但這種記載都是點到為止，常見詞語無非赤地千里，田園荒蕪，城郭毀棄，餓殍遍野，人相食，等等。鮮有對餓死乃至人相食的詳細敘述，罕見圣賢們深入思考餓死人的問題，藝文作品更甚少以饑餓死亡為表現(xiàn)內(nèi)容。究其原因，一是歷史上中國特別是黃河流域餓死人太多，習以為常，誰會大驚小怪，當然不值得詳加敘述。二是餓死乃最低級的被動死，與精神靈魂無關(guān)，缺乏意義，輕于鴻毛，無須深入思考，更不值得大書特書。尤其重要的是，餓死者多為窮人，他們無權(quán)力也無能力表達饑餓生命體驗和餓死的慘狀。依孔子的邏輯，未知飽食之樂，焉知餓死之苦！孟子提到“餓其體膚”，不過是把饑餓作為鍛煉士人品德意志的手段來談論，這種餓，離餓死還差得遠。從“文化消費”角度看，哭天搶地，悲慘無比的故事場景，向來不能成為大眾文藝熱衷的表現(xiàn)內(nèi)容。大眾喜歡看帝王將相奢華生活，才子佳人美滿姻緣，成功人士輝煌業(yè)績，厭惡貧窮丑惡悲慘的故事景象，此種心理古今皆然，非中國獨有。人皆有趨利避害本能，審美活動亦遵循此規(guī)律?，F(xiàn)在文明進步，食物豐盛，饑餓感已經(jīng)成了精英人群生活幸福、身體健康的基本指標。當此之際，張浩文大寫?zhàn)I死慘狀及人相食的酷烈景象，真是別有意味。

總起來看，比起古希臘哲人和基督教神學對死亡問題的深度思考，我們老祖先談論、書寫死亡都嫌簡單。事實上，令人驚心動魄的對饑餓的感覺體驗和敘述描述，更多出現(xiàn)于當代文學中，高爾泰，莫言，楊顯惠，都是寫?zhàn)囸I的名家高手。張浩文現(xiàn)在也加入這種書寫中來了。高爾泰的饑餓書寫是詩意的控訴，莫言的饑餓書寫是喜劇性的荒誕，楊顯惠則力圖客觀冷靜。張浩文呢？他是把饑餓死亡當做宏大史詩來寫的。餓死的各種類型，人相食的各種形式，各種動因及其后果，都被他囊括殆盡。

但我以為，張浩文忽略了一個基本的問題，人相食該如何評價？人應該吃人嗎？伯夷叔齊餓死不周粟，宋儒強調(diào)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大體是儒家君子的倫理節(jié)操標準。但普通人呢？普通人面對饑餓，是應該從生物學和動物生存哲學（如野生動物紀錄片所持的評價標準）意義上理解、接受人吃人的殘酷現(xiàn)實呢，還是應該有更高、更嚴苛的人的理想與標準？司馬遷是把天、人對舉的。擺脫自然束縛，接近理想模樣的美貌絕倫的人，我們通常稱為天人，天仙，所謂驚若天人。身體可以超越自然限制接近于“天”，精神呢？精神上有沒有超越凡夫俗子的天人呢？周立功北京讀書時期，康有為正在上海辦天游書院，他認為地球既在宇宙中，則地球人即是遨游諸天的“天人”。天人即有不受大地約束的絕對自由。當然，1927年辭世升天的康有為沒有挨餓的感覺，他不知道兩年后北方有大饑荒，更無法認同人相食是不得已的人性之表現(xiàn)。但我想問的是，周克文的“天人之際”何在？他如何理解天——宇宙、自然、生命？如何定義或預設(shè)人的標準？本來，書中代表傳統(tǒng)禮教文明的周克文和代表現(xiàn)代西方文化影響的周立功，完全可以就饑餓賑災和死亡問題展開更為充分的思考對話，從而把問題引向深入。但很遺憾，本書于此，未多致意焉。

我不認為以追求客觀冷靜的現(xiàn)實主義為理由，就可以回避這個嚴峻問題。因饑餓、仇恨而人相食的慘事，現(xiàn)在基本絕跡了（不排除有精神病患者作出此類瘋狂舉動），但精神層面的人相食還是在大面積發(fā)生——無所不用其極的惡毒詛咒謾罵，充斥于網(wǎng)絡中，必欲殺思想對手而后快的微博宣示屢見不鮮。精神如同肉體一樣，處于極度貧乏饑餓乃至瀕臨死亡時，也會突破最基本底線，做出文明人無法理解更難以忍受的極端表達。這就是今日中國精神界的現(xiàn)狀。我們應該回避這個問題嗎？暴戾達于極致的精神界的人相食，還要持續(xù)下去嗎？

民國十八年的北方大旱，從長程歷史觀來看，是宋代以后，北方生態(tài)逐漸惡化，文明衰退乃至趨于衰亡過程中最近一個階段的極端化表現(xiàn)。在那之前，有數(shù)不清的天災人禍；在那之后，更有我們記憶猶新的戰(zhàn)爭、革命、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災難。如今關(guān)中大地如何了？惡質(zhì)的現(xiàn)代化進程正在加速——村莊潰敗消亡，城市惡性膨脹，生態(tài)環(huán)境惡化日益嚴重。張浩文多年前的文章《被劫持的村莊》，寫的就是他家鄉(xiāng)的潰敗。沒有對今日關(guān)中的高度關(guān)注，就沒有追溯歷史的強烈興趣。這是張浩文寫《絕秦書》的根本動力。

我愿意把《絕秦書》視為一種文學化的歷史書寫。本質(zhì)上，它是民國時期關(guān)中平原的歷史敘事。這個歷史敘事的主角是具有象征性的周氏家族。這個家族的最終命運，也就是現(xiàn)代中國的一個縮影。這樣一個縮影，在當代歷史著作中罕見。倒是作家于此多有貢獻。以家族歷史為素材或題材的長篇小說影視作品相當多，而且不乏成功之作。但這些小說影視的歷史價值未必有《絕秦書》高。

說起現(xiàn)代歷史，無法回避“沖擊與回應”這個中西關(guān)系模式。毋庸置疑，西方文明對現(xiàn)代中國的沖擊是決定性的。這種沖擊造成的影響，可以分成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是積極良性的，另一方面是消極惡性的?？傮w上，現(xiàn)代西方的科學技術(shù)、社會制度、人文學術(shù)、宗教信仰等，對中國的影響是積極良性的。西方禍害中國最大的則有兩項：一為各種抽象的主義，由進化論開啟的偏執(zhí)極端的意識形態(tài)思潮席卷華夏，影響極為深遠，于今未見消歇；二為鴉片，禍及一切社會階層和全國各個角落，曾一度禁絕，而今死灰復燃。假如我們判斷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中國歷史是一個進化與退化同時發(fā)生的悖論性進程，則退化的外部原因主要就是主義與鴉片。

《絕秦書》對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甚少著墨，這與本書敘述的區(qū)域有關(guān)。偏遠西北鄉(xiāng)村地區(qū)的人們，對現(xiàn)代的主義甚少了解。周立功從北京帶回來的新潮思想在周家寨難以落地，遑論生根。“民智未開”，他的啟蒙只能以失敗告終。值得一提的是，以進化論為先導的各種主義，上世紀20年代雖未能在關(guān)中農(nóng)村落地生根，但各路軍閥，卻不無高舉主義大旗，為其統(tǒng)治一方，互相攻伐，魚肉百姓，涂炭生靈的惡行，作理不直而氣甚壯的辯護。主義之惡，無過于此?！督^秦書》于此著墨不多，作者或許有不得已的考慮也未可知。

但鴉片的威力和能量無所不在。從道光朝開始，就不斷有人痛切陳詞，憤怒聲討鴉片之害。令人驚訝的是，軍閥混戰(zhàn)時代直到抗戰(zhàn)時期，鴉片實際上成為中國經(jīng)濟活動中最有信譽的硬通貨。從中央軍隊到地方軍閥，從割據(jù)勢力到土匪黑幫，甚至從偽軍到日本鬼子，都把鴉片作為維持生存和戰(zhàn)爭經(jīng)費的重要支付手段。一定意義上，鴉片，實際成了決定現(xiàn)代中國命運的一只看得見的黑手?！督^秦書》對此的描寫敘述，前無古人。張浩文把被長期遮蔽的關(guān)中鴉片史，如實細致地敘述了出來。我以為這是本書最具歷史價值之處。需要分析的是，如小說中已經(jīng)寫明的，關(guān)中農(nóng)民所以棄糧食棉花而種鴉片，是后者收益遠高于前者。但鴉片所以值錢，卻并非國際市場缺貨導致價格飛漲，是國人中的癮君子對鴉片的需求形成穩(wěn)定可靠的市場。這是鴉片生產(chǎn)繁榮的根本原因所在。眾所周知，學者如劉文典，作家如還珠樓主，軍閥如張學良，名媛如陸小曼，都是著名的癮君子。那個時代整個國家已然成為癮君子國，小小絳帳鎮(zhèn)豈能自外于天下潮流！最為奇怪的是，各種主義的倡導者其實并不拒絕鴉片，道理很簡單，鴉片可以當金子用，甚至比金子還好使。就此而言，喜歡拿全球化、世界體系理論說事的學者，把煙片的泛濫簡單歸罪于帝國主義亡我中華的陰謀，把現(xiàn)代中國大規(guī)模種植鴉片理解為被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所控制，實在是過于宏觀了。這是喜歡諉過于人、指責別人卻從不自照鏡子的病態(tài)民族主義者的通病。世界各國都有癮君子，像中國人如此普遍地好這一口，則似乎沒有第二國。鴉片為害中國，除了英國人早期帶有強制性的輸入，后來的嚴重泛濫，不能不說與本土人文有關(guān)。鴉片對中國的禍害為何遠勝他國？這是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遺憾的是，小說于此未有深入。由此更進一步的問題就是，作者對現(xiàn)代歷史究竟如何看，他的立場與態(tài)度如何？從小說本身看，似乎比較曖昧。

《絕秦書》屬于宏大敘事，從絳帳到西安，從北京到上海，從周家寨明德堂到秦嶺土匪窩，從軍閥營地到西安水市，場面宏闊，細節(jié)豐盛，頗有囊括關(guān)中民情風習之氣概格局。但我認為其中最有價值，仍然是周家寨傳統(tǒng)士紳家庭農(nóng)耕生活諸多習俗細節(jié)的描寫敘述。這樣的歷史敘事也符合了當代史學的潮流，即重視本土小歷史，重視當?shù)厣盍曀祝匾晜€體生命經(jīng)驗的原生的、自然的敘述。個人口述歷史持續(xù)走紅，原因即在歷史的觀念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當代人不再迷信以“揭示本質(zhì)，掌握規(guī)律”相標榜的高度意識形態(tài)化的歷史敘事了?！督^秦書》在這方面的貢獻得到評論界充分肯定，原因也在此。

小說與歷史的關(guān)系向來密切，中國尤其如此。古代不論，現(xiàn)代小說興起時，諸多作家就即以史家自詡自期。巴爾扎克以書寫法國風俗史為使命，人間喜劇中，就有“鄉(xiāng)村生活場景”部分，其中紀錄農(nóng)民生活的部分，幾可視為社會學和人類學著作。評論界歷來對此“非文學文本”甚少注意。與福樓拜比，巴爾扎克并不以“純文學”為最高追求，他要成為具有科學研究素質(zhì)的法國社會的書記員。張浩文沒有如此宏大抱負，他就是以小說家為職志的。但從他長期準備寫作《絕秦書》的過程看，無疑與巴爾扎克精神相通。此書的歷史貢獻，已簡單評價如上，這里從文學角度略談淺見。

本書文學上的成敗得失，從根本上，都源于張浩文在歷史與文學之間的游移。他希望小說有眾多獨特的人物，有趣的故事和豐富生動的細節(jié)，但同時又力圖最大限度圍繞周氏家族，展示歷史原貌與進程，尤其希望呈現(xiàn)極為豐富多彩的關(guān)中民風民俗。按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長篇小說的做法，他可以通過塑造所謂典型人物來達到這個目的。若干評論，也按此標準來評價此書。但張浩文明顯不按傳統(tǒng)路數(shù)走。這導致他在理性與感情，觀察與想象，記錄與虛構(gòu)之間左右搖擺。這種搖擺可以說構(gòu)成了《絕秦書》最基本的藝術(shù)面貌與品格。

這種游移搖擺，使張浩文不能確定一種統(tǒng)一的敘述角度與語調(diào)，或者說，他不能確定，這個敘述者是一個旁觀的冷靜的歷史學家，還是一個化身于小說中與人物同命運共呼吸的隱身敘事人。他是周克文同時代的鄉(xiāng)村教書先生，還是周立功的同學？是近百年后的歷史學家，還是一個返鄉(xiāng)的作家？是土匪，還是煙館的癮君子？是滿嘴主義的軍人，還是沒有文化的鄉(xiāng)民？這個敘述者究竟是誰？

由敘述者角色定位的模糊，導致語言風格的不統(tǒng)一。必須指出，張浩文在語言使用上極為用心，他在使用關(guān)中方言方面，超越了此前的陜西作家。大量生動鮮活，充滿地域色彩與文化韻味的甚至是粗鄙的土語，出現(xiàn)在小說中，尤其是大量使用與性相關(guān)的詈罵詞語，前無古人。這個貢獻得到陜西評論界的高度認可。但個人以為，此書在關(guān)中方言使用上，還有更大發(fā)揮空間。據(jù)我非常有限的了解，關(guān)中方言中大量極為精妙的動詞和形容詞，張浩文還沒有充分發(fā)掘使用。如果周克文們能更多使用將近百年前的動詞形容詞乃至各種俗語歇后語，則這些人物將更鮮活更有味道。

但另一方面，他又使用一種接近歷史敘事的比較板正的書面語言，尤其是當脫離人物對話客觀陳述故事交代背景時，這種脫離小說敘事者身份的板正語言就顯得不協(xié)調(diào)了。歷史敘述人和小說敘事人如何統(tǒng)一協(xié)調(diào)，是一個值得探討的敘事技術(shù)問題。我以為，如果增加、強化人物對話，更多讓人物自己來說話，而將講述人的客觀敘述盡量減少，小說的敘述調(diào)子可能更好一些。

兩種不同的敘事身份，還導致另外一個效果。張浩文作為歷史學家，唯恐失真失實，唯恐模糊不清。作者不但負責給讀者提供豐富的閱讀材料，還怕讀者不懂而多加解釋，儼然信史。如此一來，可能一定程度上喪失了小說本該有的空白、模糊乃至隱晦，一覽無余，未給讀者留下回味想象的足夠空間。行話所謂，質(zhì)實有余而空靈不足?；蛟唬盒艅t信矣，其奈美何！

《絕秦書》對民國十八年的陜西大災荒作了洞幽燭微的探析。“苛政猛于虎”，政府當局的橫征暴斂、苛捐雜稅繁重，導致大批農(nóng)民破產(chǎn)。周立言掰著手指給周立功悉數(shù)各種苛捐雜稅，“有城工捐、河防捐、銀行股捐、等級捐、省政捐、西北水利獎捐、富戶捐、雜支捐、鞋襪捐、村捐、汽車捐、草捐、廟捐、房捐、門牌捐、路燈捐、牲口捐、印花稅、剿匪公債費、登記費、保衛(wèi)團費、開拔費、善后費、糧秣費、維護費、差費……”，可謂是多如牛毛，莫名其妙，比如鄉(xiāng)村哪有汽車、路燈？甚至連買賣人口也要抽取所謂的“人頭稅”。當時陜西省國民政府也曾發(fā)出通令嚴禁販賣人口，追查緝拿人販。但令人痛心的是這些禁令僅僅是一紙空文，政府還趁機從中漁利，抽取人頭稅。1931年，于右任向南京政府報告災情，他引用當時陜西旅平賑務會的報告說：“兩年之內(nèi)由陜賣出之兒女，可稽者四十余萬，除陜西省的收稅外，山西每人五元，稅收近200萬。”[5]( p169)

災荒發(fā)生后，當局非但不予以救濟，反而強征田賦，在災民口中奪食，加劇了災荒的蔓延。周家寨人豁出性命從南山背回糧食，數(shù)著顆粒往鍋里煮，稀湯寡水熬日子，可這點可憐的救命糧也保不住了?？h衙下達征糧令，每畝地需繳納麥子五十斤，是平常年份的五倍。為了中原大戰(zhàn)，陜西軍政當局大災之年不但沒有減免賦稅，反而提前預征了五年的田賦，把民國二十三年的稅糧都提前征收了。但災民哪里還有糧食可繳，縣府就派保安團下來搜，搜到一律充公，搜不到的就把人繩捆索吊起來打，催逼百姓借糧買糧納稅，一時間到處都是哭聲震天。孫縣長下令保安隊武裝拉糧，把全縣十五個義倉的糧食都搶到手中，加上以前向大戶借來的糧食，完成賦稅后還有結(jié)余。他把余糧悄悄轉(zhuǎn)賣，落了一筆巨款裝進自己腰包。為了完成征糧任務，地方官吏無所不用其極，甚至兵匪一家。太白縣縣長潘云鵬為了完成上峰宋哲元下達的任務，竟然出主意讓守備營化裝成土匪去搶大戶的糧食。周立德給太白縣境內(nèi)數(shù)十股土匪下了紅帖，說是共襄北伐盛舉，輔助東征偉業(yè)，掃蕩北洋妖孽，逼迫土匪捐款一萬大洋。泰豐糧行的少東家白富成穿著時髦的西服，皮鞋锃亮，從飯館里出來便被一群當兵的抓住，被污蔑成逃兵“王連勝”，逼迫他爹認捐，并且只要糧食不要錢。周立言聽從父命，拉著酒坊糧食回家賑濟災民，在城外遭到了守備營的武裝攔截，中了槍彈而身亡。宋哲元在軍政會議上公開叫囂，寧叫陜?nèi)怂澜^，不叫軍隊受餓。因此，他要求不惜一切代價保證前線糧草供應，而各地集結(jié)部隊的糧草問題自行解決。所以才有了劉鳳林奉命行事到處搶糧之事，甚至對周克文這樣有聲望又有靠山的士紳都不放過。

可以說軍閥割據(jù)、互相混戰(zhàn)是導致災民遍地的一大原因。軍閥割據(jù)致使政令不暢，致使一些救災物資無法運輸?shù)綖膮^(qū)。對于民國十八年的西北大旱災，斯諾曾寫道：“積大米的商人、放高利貸的人和地主，他們由武裝警衛(wèi)保護著，大發(fā)橫財。令人吃驚的是，就在這些城市里，官員們還在和歌妓舞女跳舞打牌。成千上萬噸小麥和小米無法運給災民，因為西北的一些軍閥扣留了他們的全部鐵路車皮、不放一節(jié)往東駛?cè)ィ鴩顸h的一些將領(lǐng)則不讓車皮西去，因為他們擔心車皮會被對方扣留。”[6]( p39)

《絕秦書》從多個層面探析了大災荒背后的人禍因素，煙毒盛行、糧食儲備不足、苛捐雜稅繁重不堪、兵匪橫行等，用小說的形式對這場大災荒作出了深刻的思考，用感性的形象還原再現(xiàn)了具體的歷史場景。作者具有一種強烈的憂患，站在歷史的高度展開一種開闊的描寫，思考近代鄉(xiāng)土中國所面臨的諸多問題，試圖用文學的表現(xiàn)手法去探尋近代鄉(xiāng)土中國的出路及其可能性，顯示出一種高遠的立意與闊達的情懷，使得《絕秦書》帶有一種史詩的品格。

《絕秦書》語言富有詩意，帶有濃厚的關(guān)中風味，采用家族書寫的模式，在民俗風情的展示中塑造了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小說里秦腔戲文與人物水乳交融，傳神地表達出人物的內(nèi)心和情感，對人物形象的刻畫起到神來之筆。很多作家不太注重小說的寫法，逐漸讓小說離開了文學的本味，讓人讀不下去?！督^秦書》寫得酣暢淋漓，讓人一拿起便不忍釋手，我是在上?；疖囌竞蜍囀液驼九_上等車的空隙看完了這本書。書中有許多感動人心的描寫，讓人難以忘懷。比如周拴成臨死之前給老婆梳理頭發(fā)、打掃庭院從容赴死，寥寥幾筆就寫出了他的柔情及硬氣，讀來令人怦然心動。當然，我感覺小說也還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周立功的后半部分表現(xiàn)及其死亡結(jié)局顯得稍微有些倉促，沒能展現(xiàn)出他作為一個苦苦探索鄉(xiāng)村社會出路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所應該具有的精神高度和情懷，讀起來感覺不太盡興。在對鄉(xiāng)村世界的理性批判中又夾雜著過多的溫情，顯示了敘述者立場的猶疑。書中一些地方過于急切地表達敘述者的價值立場和歷史判斷，直白描寫和議論稍多，顯得韻味不足。但瑕不掩瑜，就我所閱讀過的災害文學作品來看，我不得不說《絕秦書》是一部當代文學史上自然災害書寫的扛鼎之作。

杰弗里·C·亞歷山大（Jeffrey C·Alexander）認為：“當個人和群體覺得他們經(jīng)歷了可怕的事件，在群體意識上留下難以磨滅的痕跡，成為永久的記憶，根本且無可逆轉(zhuǎn)地改變了他們的未來，文化創(chuàng)傷（cultural trauma）就發(fā)生了。”[7](p11)文學有責任去書寫災荒，建構(gòu)文化創(chuàng)傷，承擔起拒絕遺忘的職責。張浩文先生對此有明確的意識，“文學的職責在于抵制遺忘，這場災難剛剛過去不到百年，難道我們就遺忘了嗎？”“災難如此近距離地迫近我，讓我喘不過氣來。我心里涌出一股急切的沖動，不能再猶豫了，必須立即把自己的構(gòu)想變成現(xiàn)實。”張浩文先生用《絕秦書》為我們建構(gòu)了民國十八年災荒的文化創(chuàng)傷，顯現(xiàn)了一個知識分子的道義擔當和和歷史關(guān)懷，讓人心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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